询问：为什么做？答曰：为什么而做。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动变和静止的形式化区分，无论革命还是制礼都不过是礼运的要求。封建和郡县是两种不同的礼法安排，也可以说一个主要是礼制的安排，一个主要是法制的安排，但两者有共同的地理基础。
当诸侯开始纷争而王道陵夷的时候，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大学》所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周礼》法天地四时运行，设三百六十官，都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机运犹如初筮告一样极为罕见，也极为宝贵。这样的经书和经学是历史文献、学术研究，也是国家政治、社会伦常和精神信仰的渊薮。革命的宪法：这在形式化的现代西方宪法学中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但在中国却有悠久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这类文本总是以学术的形态表现出来，但这里所谓学术却不是与政治无涉的独立部门，而是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建制，也就是经学。在这样的初筮告之后，理性的宪法作为初筮告的结果将代替再三渎而不告的人民意志，行驶统治的权能。所谓君子与圣贤，正是那种通过身心修炼而在日常生活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使自己行为「得体」（「合乎礼仪」、「合理」）的人格典范。
唐君毅先生（1909-1978）也曾经通过与基督教、佛教和道教传统的对比，指出了儒家对于身体的重视。向两旁的人作揖行礼，左右兼顾，衣服前后俯仰，却整齐不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页1195。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第二段是说：朋友死了，没有人管，孔子就说：「丧葬由我来料理吧。但是，依笔者之见，这一段文字之所以放在最后，并非偶然。
之所以如此，也都是要栩栩如生地突显孔子在礼仪实践过程中的一举一动。』」[22] 该语原是朱子在为其业师李侗（字愿中，称延平先生，1093-1163）所作《行状》中用来描述李侗修养所臻境界的，参见《宋元学案》，卷39，〈豫章学案〉。国君赐给生肉，一定煮熟后先供奉给祖先。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如今的解释大都从养生的角度，但这是现代人的视角，其实就当时的语境而言，更多的还是礼仪方面的考虑。就「食」来说，对于不同的食品有不同的要求。饭食和肉类颜色味道变坏了，不吃。[16] 彭国翔：《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第10章，〈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页230-263。
「行」是记录孔子的动作举止和日常行事。烹饪的生熟失度，不吃。
孔子对「学」是极其重视的，不但《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篇，孔子本人的自我界定也正是「学」而非其他，所谓「十邑之内，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之所以对「上大夫」和「下大夫」有「侃侃如」和「誾誾如」的分别，是因为爵位尊卑的差异，要求表达方式的区别。
[13]笔者也曾经讨论了宋明儒学功夫论中身体的向度，并利用一九九○年代以来新出土的儒家文献进一步论证了先秦儒学修身传统的身体向度。最能于此有所说明的，莫过于孔子在陈国绝粮时的表现。买来的酿制时间不足一夜的酒，以及街市上买来的肉，都不吃。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刻板的空谈家或仅仅一个学徒对同一首乐曲的机械演奏，他们费力地履行着预定各种程式的每一个手法和转折变化，尽管所有的动作都做到正确无误，但是其中缺乏任何的艺术性可言。而所谓「威仪」，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就一个人礼仪实践过程中的言行举止等「体态」而言的，所谓「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第三段是说：孔子上车，一定先端正地站好，抓住扶手带，然后再跨登上车。
宾客辞别，一定回去覆命，说：「来宾不再回头了。如果《论语》其他各篇主要是孔子的「言传」，那么，〈乡党〉一篇则几乎完全是孔子的「身教」。
对于不同性质的食品，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如参加国家庆典得到的祭肉不能过夜，自家或朋友送的祭肉则存放不超过三天。该篇除了最后一节，从头到尾都只是记录孔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细节，并无任何「微言大义」。
[11] 原文见《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的「身教」是什么？ 由〈乡党〉中的孔子形象，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论语乡党启蒙翼传》一书为黄俊杰教授告之，惜笔者迄今未及见。」第二段是描写孔子在朝堂上的行为举止，意思是说：孔子走进朝廷大门时，一定敛身谨敬，好像大门容不下身子一般。上朝进门时，要鞠躬谨慎，似乎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就「住」来说，情况也是同样。
另一种是指广义的日常行事。在先秦儒学的脉络中，「礼仪」问题可以诉诸的文献，最为人们所常用的当为《荀子》和《礼记》。
穿黄衣时里面衬狐皮做的裘。我们或许已经无从揣测该篇编纂者的心意，但后世历代《论语》注家在注解〈乡党〉一篇时几乎无不指出该篇要在记录孔子的礼仪实践，或许也可以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意义上不断印证编纂者最初的心迹。
大年初一，一定要穿着朝服去上朝。则儒家之言尽伦尽制，貌似平庸，而此复有大不平庸者存。
就「衣」来说，居家穿的衣服和上朝穿的衣服，不论在色彩还是在形制上，都有所不同。事实上，孔子所谓「时哉」的话，恰恰道出了日常生活中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所当遵从的最为重要的境遇性原则，正可以视为整个该篇的总结。二十世纪九○年代以来郭店和上博新出土的儒家文献，在一些重要的观念方面，正可以说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连续和连贯。一节是「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显然，这说明孔子认为礼仪实践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外在的形式。且记录之详细，几流于琐碎。
不过，本文愿意「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对于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的思考，笔者将通过对《论语‧乡党》这篇几乎被人忘却的文献的具体解读来加以论证。「言」则是记录孔子如何说话的。
也正是由于内心庄重严肃，孔子才会面部表情「勃如战色」，走路才会脚步紧凑，如行独木桥上。这里的不同，在于「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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